《中国金融》|王一鸣:“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作者|王一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7期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我们要深刻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着力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成为影响世界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收缩,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趋于强化,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加快重构。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世界变局。截至8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突破2480万人,累计死亡超过83万人,印度和巴西的新增病例已超过美国,疫情正在向南亚和南美地区蔓延,全球疫情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超出预期。疫情冲击使全球经济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4月份预测的下降3%调整为下降4.9%。从主要经济体情况看,美国第一季度折年率下降5%,第二季度大幅下降32.9%,是自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程度的跌幅。欧元区第一季度同比下降3.1%,第二季度下降15%。日本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6%,第二季度下降7.8%。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特别是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日趋强化,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金融施压,并在香港、新疆、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的压力测试,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第一季度我国经济下跌6.8%,第二季度经济由负转正,增长3.2%,第三、第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回升,全年可以争取3%左右的增长。特别是外贸出口好于预期,表现出较强的应变能力和抗冲击能力。与此同时,经济恢复还不平衡,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滞后于工业,消费滞后于投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恢复不平衡,就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防风险仍面临较大压力。

疫情冲击之下,我国推出了较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对经济较快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上升,会推高宏观杠杆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测算,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21个百分点。要避免大量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上升,造成风险积累并增大后期风险释放压力。从近期新增信贷增幅收窄、金融市场利率回升的态势看,货币政策已显现边际收紧趋向。在经济逐步恢复后,需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一方面,疫情冲击带来我国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不仅出口面临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国际供应链调整和美国“技术断供”的制约;另一方面,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经济和市场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继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我们可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塑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加快成长为“世界工厂”。随着我国占全球制造业份额大幅提升,全球大体形成了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为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地的“大三角循环”模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遇到挑战,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三角循环”模式也暴露出问题,美西方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民粹主义滋生,政治极化,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变化进程,“大三角循环”模式大有解体之势。

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商品消费不断升级的和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化,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与此同时,要素禀赋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供需发生变化,而资本、技术相对位势上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大要素更加匹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条件逐步形成。推动新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从过去“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过去着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向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打造更加开放的大市场,以畅通国内循环推动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又通过重塑国际经济循环,推动建设普惠包容、平衡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事实上,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需要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同样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致的。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我国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战略重点和政策取向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出发点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落脚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目标是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受疫情影响,今年年初以来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水平都明显提高,这既有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也有餐饮、商场、文旅等生活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型储蓄因素。释放国内需求潜力,需要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亿人,使之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城镇化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城市群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枢纽和战略支点。与此同时,通过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第二,推动高强度科技创新,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科技人员规模全球第一,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和“领跑”。后疫情时代,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频频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并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高端芯片、飞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组建产业技术联盟,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加战略高技术供给。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

第三,发挥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区域化、近岸化特征更趋明显,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支撑,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疫情催生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异军突起,应顺势而为,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的先行优势,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不仅将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还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大循环效率。我国生产要素资源丰富,但受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要素流动不畅,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必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降低要素使用和流通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这就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疏通供给和需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形成生产主体与国内市场良性互动,提高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效率。

第五,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新形势下,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外商投资企业是链接双循环的纽带。要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优势,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责任编辑 赵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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